其实这不是一本书，而是一份价目表，但它恐怕比一般的书更为难得。清代同治光绪年间，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但在洋务运动中起了领头羊的作用，而且在翻译西书的方面也远远走在前头。以傅兰雅为主的洋人和以徐寿、华蘅芳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科技书籍（其中也有少量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书籍），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在这一方面早已有人作过全面介绍，毋庸词费。
宣统元年，曾有人为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写了内容提要，并予以出版。这部名叫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西书提要》的书在较大的图书馆里可以看到，它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些西书的基本内容，从而理解当时国人最迫切需要懂得的是哪些知识。但对于那些中译西书的实际流通情况，我们就知道得有限，而这一点对于那些书在当时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，是至关重要的。面前这册只有四叶的《翻译各种西书价目单》，在这方面或许可为我们提供点信息。这份价目单共列出了54种翻译书的售价，并且还附有翻刻其他15种书籍的价目。当时出版的书籍篇幅是以卷计算的，但售书的价目单上却是以本或部计价的。譬如《制火药法》一本，价280文，《开煤要法》（贰本）每部400文，《测地绘图》（肆本）每部1000文等等。54种书平均看下来，大约每本在200文上下，多不过300文出头，少不低于170文。最贵的一部书是《水师章程》，有16本之多，售价达3200文。书的价钱不但与篇幅大小直接相关，自然也与纸张好坏有关，上述价钱是指连史纸本，如果是以赛连纸印刷，则以上述价格的八折计。
这个价目单未标年份，很难确知是什么年代的标价。只有两条线索，一是《西艺知新》。此书在本价目单中注明：“现成十卷，尚有续刻”，而在上述《提要》中该书已有续编十二卷，显见《价目单》要比《提要》早出好一段时间，至迟是光绪年间所印。第二条线索是《西国近事汇编》，在价目单上共出了癸、甲、乙、丙四种，而该书是和今天期刊相类似的连续出版物，从同治癸酉年起出至光绪己亥年止（即1873－99年）。这个期间含有癸甲乙丙的年头有癸酉、甲戌、乙亥、丙子（1873－76），癸未、甲申、乙酉、丙戌（1883－86）及癸巳、甲午、乙未、丙申（1893－96）三组，但既然价目单上对年份只标天干，而不标地支，则很可能是第一组期间所出版的，否则会与其他年代相混淆。所以价目单很可能是1876年以后不久所印。
我们关心的主要还不在于《价目单》的印刷年代，而是要依据这个年代弄清在当时，100文钱能买多少东西，看看书价到底贵不贵。但手头没有1876年的物价材料，难于直接对比。顷阅清人刘大鹏《退想斋日记》，有几个物价数据可作参考。光绪18年（1892年）6月21日，记山西太原当时因受旱灾影响，粮价上涨，白面每斤600文。同年10月2日记，“即以麦较，去年每斗600文有零，此时每斗1300文有零。”翌年5月8日记其途遇一教书人，“备言所教童子五、六人，每人送束修钱1600文，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，糊口亦不够，何能养家乎？”以这几项数据和上述《价目单》相较，则其时书价不菲。一个教书匠，教学生一人，一年只能有1600文的收入，而一部《水师章程》就要3200文，那能买得起？何况这种书与乡下的穷知识分子究竟没有什么关系，不大会有人去买它的。
但是一斤白面在涨价时卖到600文，则便宜时按麦价之涨幅推测只得300文，而江南制造局所译西书平均每本不到一斤白面价钱，似乎又不能算太贵。如果对城市里稍有馀裕的知识分子而言，这种书价是负担得起的，因此推测这些西书在清末科技启蒙方面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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